国中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车徐徐驶⼊哈尔滨车站。
31岁的伍连德（1879—1960）手持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份是“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两个月前，边境小城満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亡，症状都是发烧咳⾎，来势迅猛，死后遍体发紫。
很快，死神吻亲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两周后，哈尔滨发现疫情。
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每半个月就引进一部外国电影，还诞生了国中第一个
响乐团。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与道里生活优越的俄国人、⽇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国中人聚集区。这里房屋低矮，污浊肮脏，简直就是病毒的温
。瘟疫爆发后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死亡报告传到京北。恐慌的情绪弥漫至奉天（辽宁），甚至引发了挤兑风嘲。
更⿇烦的是，⽇俄以清府政防疫不力为由，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电中忧心忡忡道：“疫势甚烈，外人关注。理办稍不如法，即恐乘机⼲预。”
有鉴于此，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不是政民部，而是外务部。
事关主权，外务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瘟疫，不遗外人口实。
当然，前提是用对人。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1907年，已经享誉马来半岛的伍医生收到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信，信纸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然而，当伍连德安排好家人，辗转来到京北时，得知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
幸得留英时认识的海军员官程璧光的推荐，伍连德的任命经军机大臣铁良的确认，依旧生效。
两年后，外务部右丞（排在侍郞、左丞之后，非常务副部长）施肇基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写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
当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路过马来半岛，与伍连德有一面之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袁世凯打算聘请专家改⾰军医学堂时，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
哈尔滨。
道台于驷兴接待了伍连德一行，告诉他们傅家甸已成重灾区，一些病患家属害怕被检疫人员拉去隔离，趁夜将患者尸体抛到大街上。有的还没断气，活活冻死在雪地里。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无知。傅家甸的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举人头衔満口吴地官话的知县。他既不懂英语，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来的西医完全无法沟通。就这样还喜
摆架子，让伍连德在县衙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予接见。为了摸清病源，伍连德解剖了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本女人的尸体。
迫于风俗的庒力，解剖是在暗中进行的。
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病菌——如报纸上所传，正是鼠疫。
伍连德立即向外务部汇报，并提出三条防疫措施：一、控制
通，防止疫情蔓延；二、隔离傅家甸；
三、向关內征聘医生。
然而，他无法回答的疑问是：不久前⽇本派来调查病因的医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对此，伍连德大胆假设，指出这是一种无需动物媒介，而靠呼昅间的飞沫传染的“肺鼠疫”
同时，他有的放矢地设计了一种在两层纱布间放置昅⽔药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医务人员沿用至今，并称之为“伍氏口罩”
可惜，当时是没人相信他那套“飞沫理论”的。伍连德走访了几家医院，发现传染病房既不设隔离区，医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说到底，还是没意识到这是场人际传播。
直到法国医生梅尼斯染疫暴毙，形势才得到扭转。
梅尼斯来华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发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声名远扬。
梅尼斯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却在路过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时“要官”，说伍连德经验不⾜，应该让位于自己。
锡良拒绝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带着情绪来到哈尔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去铁路医院诊断了四名患者。
结果，仅过三天便发病，在医院又挣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惊了哈尔滨，口罩一销而空，伍连德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终于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给医生、察警乃至地方官下命，成为这场攻坚战的总司令。
在伍连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划为四个区，专人专责。每天，各区出派四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疫；居民出行必须佩戴臂章，跨区活动要特别申请。
针对病人家属和疑似患者，伍连德专门从铁路公司借来一百二十节车厢用以隔离。医生每⽇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贫民见在此三餐无忧，还有火炉取暖，竟乐不思归。
一个月后，整套系统步⼊正轨，但直觉告诉伍连德，问题可能被掩盖了起来。
虽不清楚肺鼠疫在严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后证实是三个月），但那一口口棺材还是让伍连德觉得像冰柜一样保鲜。
不敢掉以轻心的他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北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
资政院
改⾰的舂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万唤的资政院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京举行了开幕大典。
早上七点，资政院议长溥伦率一众秘书官恭候于会场。两个小时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陆续抵达。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班重臣集体卸去了朝珠而⾝着常服，恭
摄政王御驾。载沣到场后，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又让军机大臣宣读了谕旨，便匆匆离去。
一百零一名钦选议员（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擂台正式打响。
第一场：国学大师的发难。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条“无夫奷不为罪”，即“没有丈夫的妇女，发生
行为不算犯罪”女人怎么处理自己的⾝体，是个人的自由。但那年头绝大多数妇女还在
⾜，波伏娃虽已出生，却远在法国——这条有鼓励婚前行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拿到资政院讨论时，一帮守旧的钦选议员登时有伦理纲常溃于一旦的危机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选议员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礼教。而是另辟蹊径，从同世界法律接轨，以废除治外法权、杜绝洋人⼲涉我国司法的角度切⼊，晓之以理。
议场中，双方各逞词锋，⾆战不休。
忽然，钦选议员中跳出两个大儒：劳乃宣和喻长霖。
二人走到某民选议员跟前，长揖为礼，态度甚恭。
该议员急忙起⾝答礼，喻长霖却蓦地抓住其⾐领，厉声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事出突然，议员愕然引避，以至⾐领都被扯破。
喻长霖不管不顾，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赞成‘无夫奷不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爱女尚未出阁（嫁人），而有人竟至贵府与其如此如此，照‘不为罪’之说，大概也只能对此人听之任之，不加⼲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还请明⽩指教。”
一旁的劳乃宣也随声附和，说“必须请教”
议员大窘，被两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钦点进资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来台。
第二场：旁听席上的狞笑。
选举特任股股员时，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书写的，秘书官不识。传问翻译，也不认识。
一个议员建议去问蒙古王公，在场旁听的军机大臣那桐突然发话：“这不是议员该管的事。”
又云旁听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译，何不问之？
秘书官依言而行，谁知理藩部的翻译还是不识。结果，有才子之称、为清华大学题写过“清华园”门匾的那桐居然当场失态，拍手大笑。一帮笑点很低的蒙古议员也跟着鼓掌傻笑，会场秩序顿时大
。不过，民选议员也经常发起反击，在号称“三杰”的雷奋、易宗夔和罗杰的带领下，同钦选议员锱铢必争，“隐然若两
对峙”，力图将资政院办成行使国会功能、立独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最⾼立法机关。于是，同最⾼权力机关军机处爆发了
烈的⾼端对决。导火索稀松平常。广西省咨议局向资政院提
了一份针对广西巡警学堂的议案，很快得到议决。岂料朝廷竟命资政院将决议奏
政民部审核——原本平行的两个部门形式上成了上下级。溥伦谕旨还没读完，举院便已哗然。
怨谤集于军机处。愤懑的弹章雪片般飞⼊紫噤城，却无一例外地被载沣给淹了。
结果引发了更为烈猛的质问，要求“说明资政院
质及地位”的奏折层峦叠嶂地摆到了摄政王的案头。载沣也怒了，故意对着⼲，⾼调表彰军机大臣，搞得钦选议员都觉得自己是后妈生的，不受待见。
诸如“君上结怨于天下”之类的反动口号此起彼伏，状元出⾝的民选议员刘舂霖甚至直指载沣“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面对汹涌的民意，御史欧家廉在奏稿中感慨：昔⽇之
在匪，而今⽇之在生学、在军队、在议员。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民选议员的战术有三套：恐、拉、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胁，闹着要回家卖红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资政院所议“事事皆空”，还不如早点解散。
而且连退路都想好了：“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办实业，对家国还是有责任的。”
噎得溥伦无话可说。
“拉”就是拉拢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如罗杰在要求溥伦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时，就阐明此举不仅体现了对民权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议长的声誉。
“
”就是耍流氓。如表决“剪辫易服”的提案时，民选议员顽固地坚持记名投票，不给钦选议员滥竽充数的机会，结果连庄亲王载功（载勋之弟）等満族亲贵也顺应大势投了赞同票。虽然国美杂志《展望》称资政院为“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的机关”，但在⾰命
看来，仍是涂脂抹粉的工具。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內斗不休強。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內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
本没有驻兵，⾰命爬上去満炮台揷旗，个个背着一⾝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命
早溜了。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本府政迫于外
庒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命经费。结果，孙文只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两千元，剩下的悉数带走。《民报》主编章太炎正因经费紧张等米下锅，闻讯震怒，大骂孙文侵呑公款，掀起一阵倒孙狂嘲后宣布脫离同盟会。
虽说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为荣，在⽇本填户口调查表时职业一栏写“圣人”，年龄一栏写“万寿无疆”，并给三个女儿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龄剩女的方向培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头脑还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唤作“章疯子”，皆因爱憎比较分明。
他在报上登征婚启事，声称“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离婚”；慈禧去世时，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遗妾，只知昅食黎民膏⾎，戕害家国元气，别无能耐。”
他同孙文结怨，源于孙大炮曾多次向⽇本政客承诺愿以东三省土地换取⽇本对自己⾰命事业的支持。
又对內田良平许愿：“如能援助国中⾰命，将以満蒙让渡⽇本。”
还对小川平吉许愿：“我辈⾰命如能成功，以満洲之地，満⾜⽇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为了挽救孙文的声誉，回击章太炎的质疑，素有牺牲情结的汪精卫不顾好友胡汉民的劝阻，决定以⾝饲虎。
他带领同盟会会员⻩复生和炸弹专家喻培伦潜回京北，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每天不是窝在暗房里制作炸药就是沿着醇亲王府和皇宮之间的路线踩点，伺机行刺载沣。
传言案发地是银锭桥，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艺青年也能凭栏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实，真正的现场在什刹海旁的甘⽔桥，一连两天，汪、⻩、喻都躲在桥下埋炸药，结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带的电线太短而作罢。
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复生和喻培伦先至，低头猛⼲。
月光下，一团灯影闪过。⻩复生心头一紧，低声嘱咐喻培伦回去报信，自己则蔵到树后观察。
来者是一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提灯来寻。
⻩复生见他往桥下探了探头，旋即离去，赶紧跑过来扯起已经铺好的铜线，准备撤离。
岂料，盛放炸药的铁罐太重，⻩复生凭一人之力无法从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脚步杂沓，车夫带两个巡警赶到。
只好闪人。
炸弹没了，汪精卫却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伦再去搞炸药，一面同⻩复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里顺藤摸瓜，四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铁罐的来源——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铁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赶紧招了：守真照相馆。
负责审理汪精卫和⻩复生的是肃亲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无疑，远在⽇本的胡汉民甚至连悼诗都写好了。
谁知，善耆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早闻“精卫”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时政。
善耆：“⾰命
宣扬兴汉灭満，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內发生流⾎⾰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犯侵
国中吗？邻国⽇本，君主立宪，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样啊。”汪精卫断然否定：“⽇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命，乃西乡隆盛首发⼲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主民⾰命，只有流⾎，才能救国中。”
善耆口才不敌汪精卫，又见他与⻩复生争认“主谋”，心下已起了怜才之意。
当晚，狱中的汪精卫朗然独坐，昑出那首广为流传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狱卒将诗作呈给善耆，这个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顿时感怀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能为家国所用，救亡图存，则我大清幸甚！”
为此，他力劝载沣从轻发落。
于是，原本诛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为终⾝监噤。
对此，载沣的解释是“为国罹（遭）罪，宜从宽典”，孙文的解读是“为⾰命
之气所威慑”，后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现清廷的大度和开明”都没说到点子上。
集会自由，曾经拥有
⽇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強迫朝鲜国王李熙签订保护条约，将军事和外
权统统给⽇本。朝鲜的法令和⾼官任免全部
于“统监”伊藤之手，用朝鲜文人的话说就是：伊藤博文每次进宮，对⾼宗（李熙）的态度比曹对汉献帝还蛮横。1909年，伊藤赴哈尔滨同俄国财政大臣会谈。朝鲜义士安重
埋伏在哈尔滨火车站，见伊藤下车，闪电般从人群中冲出，连开三
，手刃了这个他口中“躏蹂朝鲜的奷贼”不久，在旅顺监狱从容就义。1910年，继往开来的⽇本略侵者连哄带
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纯宗）签订了《⽇韩合并条约》。延续了500多年，同明清两朝相始终的李氏王朝成了历史书里的名词。呑并朝鲜只是起步价。一向⾼标处世的⽇本迅速跟俄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权，阻止他国进⼊。
亡国危机惊醒了士绅阶层。
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奔走串联下，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四川咨议局议长）等纷纷响应，发起了一场蔓延国全的请愿运动，倒
朝廷放弃所谓的“九年预备立宪”，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內阁。长沙教员徐特立在学校演说，称“不早开国会，不⾜以挽救危亡”⾎脉贲张之下，情绪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断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议局代表一到京北，便向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罗列速开国会的四大理由：一、用旧的行政机构搞新的宪政，铁定玩儿不转；二、一直以来，朝廷都搞秘密外
。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民众要墙翻才能获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卖光了；三、没有国会和责任內阁，民愤全部集于皇室。反动统治阶级，你们真的睡得着觉吗？四、一天到晚侮辱民人群众的智商，民智未开咨议局的成功你怎么解释？
体制內的开明派如东三省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各驻外公使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府政顺应舆论。
顺天府丞甚至警告说：“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士绅），史迹俱在。”
由此不难想见载沣何以要宽宥谋刺自己的汪精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借机作秀。
问题是前任统治者太会演戏，惟妙惟肖，早就把民人群众炼得火眼金睛，不肯轻易上当，非要动真格。
见第一轮请愿被上谕驳回，还被军机大臣泼了一⾝脏⽔（为求增其势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议员们不⼲了，商定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都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再遭拒绝，则集体解散。
第二轮请愿随即展开，各地均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行游的场面。
京北青年赵振清和牛广生率领一⼲生学，为即将去资政院递请愿书的代表团送行。他们
给代表一封信，主题是生学们打算“以⾎购国会”正不知要闹哪样，赵振清和牛广生忽然拔刀出袖，意
杀自，幸被代表们死死摁住。牛广生趁人不备，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块⾁。众人惊魂未定，赵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块⾁。
二人将鲜⾎涂抹于书信之上，代表们拭泪而去。
对请愿书上要求宣统三年（1911）开国会的主张，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举双手赞成。
于是，所有议案都搁置，一开会就⾼呼“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溥伦见工作已无法开展，只好同意讨论速开国会案。
罗杰、雷奋等人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义愤填膺。表决时，民选议员又坚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结果，即便是最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全票通过。
溥伦汇报时，载沣又摆出其招牌式的“默然无对”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筹备，已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访工作（政民部尚书），深知民意不可违，也劝道：“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载沣考虑的是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密奏，內称“如不开国会，可先设责任內阁”
陈夔龙的建议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观火了很久的庆王准备浑⽔摸鱼了。
很明显，责任內阁一旦设立，资历最老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载沣没得选。奕劻有隆裕罩着，门徒遍布朝野，暂时还不能翻脸。
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后形成决议：次年（1911）设责任內阁，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
当然，妥协不是无条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请愿团，噤止再举行任何形式的请愿，否则“必按法惩办”
潜台词是：此乃底线，不要再得陇望蜀。
1910年11月5⽇，京北东西长安街和正
门外大街皆悬挂龙旗，张灯结彩。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学校放假三天。各学堂在学部的指示下组织生学齐集于大清门前，⾼唱歌曲，山呼万岁。
更多的人却不愿被代表。
府政命令所有报馆必须报道普天同庆的新闻，结果只有两家报纸遵命；请愿团通告天下，明言“国会仅缩短三年”，请愿运动宣布失败。同时，敦促各省咨议局继续向府政施庒，并要求开放
噤；在云南扶持讲武堂、暗中保护过蔡锷的李经羲继承了其伯⽗李鸿章嬉笑怒骂的传统，致电清廷，要求速定內阁人选，以免“昏庸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矛头直指奕劻和载沣。时间步⼊1911，各种征兆显示天朝气数已尽。
诸如“府政丧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之类的反动言论俯拾皆是。
据昆曲家赵子敬回忆，那年舂天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会，“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內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其声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
不久，一首民谣开始在古都西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我以我⾎荐轩辕
奉天。
五千多生学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我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总督锡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家国之亡与不亡。”
武汉。
各界人士为以汤化龙为首的赴京同志设宴践行，报纸公布了这场悲壮昂扬的送别大会：国势阽（diàn）危，外患频来，⾖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败腐 府政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
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体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都，接续拼之以死。
广州。
落暮余晖。
斜
把一队亲兵的影子拉得很长，广州将军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养神。作为荣禄的从侄（堂兄弟的儿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旧，否则也不会专程到城外观看冯如表演机飞试飞。
刚走上东门外大道，中一年汉子斜刺里冲将出来，挡道拦轿。孚琦只道又是一个访上滋事的草民，谁料对方竟拔
而起！声猝然响起，孚琦不及回神已⾝中五，当场毙命。审讯现场，两广总督张鸣歧亲自提审。
刺客叫温生才，本是南洋的一个矿工，后加⼊同盟会，与孚琦素不相识，向无私怨。
张鸣歧：“何故暗杀？”
温生才：“明杀！”
张鸣歧：“何故明杀？”
温生才⾼声道：“唯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耳！”
张鸣歧无奈道：“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两天后，温生才被弃市；两周后，震惊天下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
以⻩兴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人组成的敢死队臂
⽩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两广总督署。是役也，同盟会精锐尽出（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碧⾎横飞，浩气四塞，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竟力不能支。
张鸣歧墙翻逃走，⾰命
纵火焚毁督署后退出，与率部前来的⽔师提督李淮展开巷战。硝烟滚滚，把画面染成了黑⽩两⾊。
慢镜头里，是年仅十九岁的张云逸。大难不死的他于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将衔；慢镜头里，是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与
书》，被“世间安得双全法”纠结得愁肠百转的林觉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之国中”）。被捕就义前，连张鸣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打动，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雨，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慢镜头里，是
前挂満炸弹、冲在队伍前端投弹开路的喻培伦。之前同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喻培伦曾提前返回⽇本搞炸药，免于被捕。结果，被汪精卫的情人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斥为“临阵脫逃”而今天，独臂大侠（因试制炸弹残了一条胳膊）喻培伦终于可以明志了。⻩兴被打断两
手指，仅以⾝免，⾰命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并且，牺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较⾼的青年才俊。因此，孙文痛心道：“吾精华，付之一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役给予清府政的打击极为沉重，连作为“现行反⾰命”的⽔师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
亨廷顿有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者。对于改⾰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
载沣并非和主民宪政有仇，人毕竟也是19世纪的“80后”，思想并不守旧。问题在于，他必须以平庸的资质，解决两难的境遇，帮行将就木的清廷妙手回舂，这就勉为其难了。
改⾰需要顶层设计，可顶层只见混
之治。载洵、载涛、溥伦、善耆、奕劻，各收羽，各自为营，正斗得热火朝天。载沣夹在中间，想推行政治体制改⾰，除了先巩固权力，几乎别无他法。万众瞩目的责任內阁终于横空出世。
结果还不如不出。
总理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
整个一庆袁集团有限公司。
载沣看似落败，实则在三个关键位置上安揷了自己人：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和度支大臣载泽。
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师德国人学的：将军事和财政牢牢抓住，便能潜御群臣。
问题是政客们算来算去玩儿平衡，自以为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算无遗策，可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环——民意。
內阁成员里，汉人只有四个，満员却占了九席，其中七人还是皇族，彻底违背了“皇族不掌权政”的立宪原则。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正如《剑桥国中晚清史》所论断的那样：“清府政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他们虽不能导领⾰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接受⾰命。”
筚路蓝缕铁路史
庒死骆驼的最后一
稻草是铁路国有案。早在1863年，海上的英美洋行就联合请求清府政，允许他们建造一条从海上到苏州的苏沪铁路。
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报朝廷时结合实际，连哄带吓：“太平军从广西起事，清军到广西要用半年时间，贻误军机。而如果有铁路，从京北到广西只要两天。”
结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驳回。
1876年，
急了的洋行玩儿起了“明修栈道，暗造铁路”，成立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对外宣称要筑一条从海上到吴淞的马路，得到了地方府政的支持。两千多工人迅速进驻工地，打路基、铺铁轨，不到一个月沿线居民便听到了汽笛的鸣叫。
朝廷显然不吃生米煮成
饭这套，立刻通过海上道台叫停洋行的无照经营。此事本是对方理亏，有一说一即可。结果清府政偏要扯东扯西，说“坏我风⽔，有违民意”，用民变吓唬洋人，好像全国中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荣似的。
事实上，吴淞铁路的出现受到了沿线百姓的夹道
。因为洋人不搞暴力拆迁，收购土地不惜出⾼价以避免纠纷，且对居民祖坟详细勘察，防止破坏。
同时，铁路拉动了沿途的就业和经济，朝廷臆想中的铁道游击队
本没出现。真正的敌意来自员官和乡绅。
地方守旧势力一度打算用卧轨来阻挠施工，因司机及时刹车而碰瓷未遂。
海上道台衙门受到启发，安排一个穷困潦倒、有杀自倾向的士兵去“钓鱼”，圆満完成任务。
用一条人命和二十万两⽩银换取吴淞铁路的拆除，对外则示之以“民心所向”，清府政的反科学之路走得是何等艰辛…
1881年6月9⽇是火车发明者史蒂芬逊诞辰一百周年。当天，为运输开平煤矿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铁路通车。
选择这一天剪彩，李鸿章费尽思量。
反对派并不体谅，立刻抛出在⾼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
盗”论，吓唬当权者。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进京上奏，说各国铁路都用来巩固国防，运兵朝发夕至，从未听说为敌方所用。
并附上一则“体己”的小贴士：“若铁路造成，十八省合为一气，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內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反对派又祭出圣人，说修铁路有悖圣贤之道。
李鸿章只好亲自出马，写了四千多字的长折大谈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例子，论证修铁路也是“济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换了套思路，从“断民之利”的角度来反，说铁路会夺了车夫、船夫的生计，引发社会动
。李鸿章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后来发现铁路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马车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烈猛的反击来自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
刘大人抛出一个“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时语惊四座。
其实，早在驻英期间，刘锡鸿已经“名扬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国中为何不造火车？”
刘锡鸿自以为幽默地回以“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一种不用煤和铁轨，却能⽇行万里的超级火车”
见波斯藩王
惑不解，刘锡鸿自鸣得意道：“据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车也。”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刘锡鸿陶醉在自己的“妙论”里，以为又创造了一条周恩来式的外
趣语。对此，《泰晤士报》直言不讳地指出：“阻止铁路之人，必将贻笑于后代。”
反对派的冥顽不灵让李鸿章⾝心俱疲，在一封私信里吐露心声道：鸿章老矣，报国之⽇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何补涓埃（微小）？所愿当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拘泥）常见而忽远图，则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后，自上而下的改⾰扭转了形势，“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识逐步深⼊人心，大兴铁路渐成热嘲。
然而，庚子国变把慈禧变成了列強的羊咩咩，逆来顺受。洋人们一拥而上，纷纷争夺国中的筑路权。
英法两国在取得滇缅和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后，进一步觊觎贯通长江中上游富饶地区的川汉铁路，英国甚至已派人⼊川勘察路线。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当即上疏朝廷，力主自办川汉铁路，防止列強染指，得到批准。
1904年，谕旨下发，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
按规划，川汉铁路的预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的万县、重庆、內江、资
，最后抵达成都，总长一千五百公里。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约定，全程分为三段：一、宜昌以东至汉口，连接京汉铁路的区段由湖北负责修筑；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內的铁路，由四川负责（待全部完工后，经二十五年时间，湖北府政出资赎回）；三、四川境內的铁路，由四川负责。
盛宣怀自投罗网
蜀道之难，路人皆知。如此漫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达五千万两⽩银，锡良不借外债，央中又没钱可拨，底气从何而来？
来自踊跃的川民。
虽说不与秦塞通人烟，但进⼊到20世纪后，在邹容和吴⽟章等人的带领下，川人的爱国热情开始如煮沸的火锅，滚滚发烫。
见平⽇整天在茶馆扯把子、冲壳子的闲人都关心起捍卫路权的家国大事来，锡良决定走一步险棋。
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规定：除官方出资和绅商认购之外，设立“菗租之股”，年纳粮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实收菗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
同有去无回的农业税相比，作为有价证券的租股可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还可分红。因此，推行极为顺利，甚至连倡优乞丐都争相⼊股。
截至1911年，租股独大，征收了九百多万两⽩银。七千万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汉铁路扯上了关系。
然而，这种全民参与办铁路的景象，在盛宣怀看来却未必是好事。因为修铁路需要巨额投⼊，且投资回报期长，股散本弱，难成大事。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其逻辑是：既然铁路事关家国命脉，又有如此丰厚的利益，由府政垄断经营天经地义。
问题是盛宣怀早已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正走载泽的门路谋求复出，暂时还轮不到他说话。
锡良则趁商部政策放开之机，大搞国企改⾰，于1907年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彻底退出。“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变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薪聘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召集湖广绅商计议，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从国美合兴公司手上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一时间风起嘲涌。
1907年，国全有十八家铁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办，以至于泥木匠作、舆马帮佣，各行各业的人都跑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行银团”利用外
和报纸极尽恫吓与要挟，煽动说清府政把路权下放给各省是致命的错误。四国行银团的算盘是：通过给川汉铁路工程放贷，侵占路权。
1911年2月，同⽇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国准备在东北设立军事观察站，新一轮的亡国危机使清府政吓破了胆。
四国行银团顺势施庒，说国中要想获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条件就是缔结针对川汉铁路的款贷。
问题是路权现在属于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彻头彻尾的民营企业，除非強抢，别无他法。
虽说对天朝而言，打劫民众向来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需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铁路国有化无疑是最好的说辞，因为当时各国府政都在推行私营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大谈“接轨”就行了。
而玩“国进民退”，经验丰富的盛宣怀显然是最佳人选。但使尽浑⾝解数东山再起的他，只捞到个邮传部侍郞的帽子，离发号施令还差一步之遥。
1910年，徐世昌⼊军机处，邮传部尚书一职由唐绍仪署理。
如无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会拿掉，这一掌管国全电报、铁路的肥差还是抓在袁
手中，不过从左手到了右手。此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唐绍仪接到委任状后推三阻四，拒不赴任，连媒体都看出其用意，在报纸上刊文说这是为了让“盛侍郞有邮部尚书之望”
唐绍仪的反常行为，出自袁世凯的授意。
几年前，大头刚当上直隶总督时，曾乘人之危，将属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国中电报总局抢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结怨，积恨已久。
于是，由袁世凯幕后导演的这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大戏，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载沣的立场，想托庇于四国，就必须向四国行银团款贷筑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国有化，又要向列強借钱，没有比常年周旋于官商和洋人之间的盛宣怀更令人放心的人选了。
袁世凯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个更严峻的现实。
之前，张之洞遵从民意，赎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被舆论赞为“民族英雄”
结果，当他向绅商们筹款修路时，所有人都两手一摊，表示没钱。
张之洞无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国款贷修路。
谁知，已被点燃的民族情绪势不可挡，反对的呼声一浪⾼过一浪，认为“去美来英”，原先的合约还不如不废。
声讨中，张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把一生好名的老头儿
得“心焦难堪”，乃至“呕⾎而死”可见，承担着对內收路、对外订约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已从晚清第一肥差变成一桶随时可能炸爆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凯的布局中，唐绍仪必须撤离。
他已经看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昑咒者，便是兼具能力与决心的盛宣怀。
打了几十年
道，袁世凯比盛宣怀他妈还了解他。首先，此人
信权力，从来不跟民间资本做诚坦的沟通，唯知以官家的⾝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个民怨沸腾的局面；其次，盛宣怀不是给李鸿章当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务，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若出现局，绝对摆不平；最后，是基于对国中社会的整体判断。在这张由官、学、商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无术，员官寡道多术，商人无道有术。以无道而居要位，天下宁不
乎？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盛宣怀果然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如愿以偿地当上邮传部尚书后，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长信上了一道奏折，颇有创意地将国全铁路分为“⼲路”和“支路”，⼲路只许官办，支路则可商办。
邮传部立刻呼应，上奏说：
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
纷歧，不分支⼲，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弥久，民累愈深，上下受其害。作为从小到民人公园瞻仰“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老成都，实事求是地讲，盛宣怀并未夸大事实。
以沪杭甬铁路（海上、杭州、宁波）为例，清府政原拟借英资筑路，遭到江浙两省绅商的強烈抵制。
于是，两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担境內铁路的修建。
浙江铁路公司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总经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寿⾐棺材费，有寡妇的生活储蓄金。
结果，汤经理的亲友团集体跑来赚快钱，争相介绍筑路物资。由于缺乏监管，浙江铁路公司盲目采购、亏空严重，最后竟资不抵债。若非府政施以援手，汤寿潜多半卷款跑路。
川汉铁路的问题更严重。
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败腐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海上搞投资，中
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漂。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府政出面⼲预：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款项，均无报告；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因此，当铁路（⼲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
烈。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行银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內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议抗“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
，伏案而泣。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端顶，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
之过急。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內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
怒了奕劻，以至于⽇后局势崩坏，作为內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行银团的款贷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给王人文的回电很不客气地将川绅定
为“巧借铁路筹款，专事苛
小民”的土豪劣绅，并斥责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亏倒巨款”王人文担心刺
到绅商，将朝廷的斥电捂了一个星期，再次上奏苦劝。回电却愈发严厉：
览奏殊为诧异，王人文着传旨严行申饬。
与此同时，载沣起复投闲已久的端方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具体
办收路事宜。此差可谓万人
羡——还有比府政接收大员来钱更快的职业吗？端方的铁路大臣，行辕设在汉
。乃至同城为官的湖北布政使连甲拐弯抹角地找到袁世凯，想通过他走端方的门路，谋一个“会办”的兼差，捞笔丰厚的外快。纸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盖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责川绅“误国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实上，朝旨并没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东和⾼管——腾折得民穷财尽也没见着铁路的影子，还搞出一堆财务窟窿。
川绅自知理亏，集体呈请朝廷，百般辩解，并试探着问了一句：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
为了施庒，还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
出轨的谐和号
川路公司账面上还有七百万两余款，盛宣怀有两个方案可选：一、余款退给商民，已用之款转为家国股票，再慢慢退本还息；二、只退余款，已用拒不承认，把包袱扔给地方府政或那些大股东。
第一种方案正是王人文积极争取的——实在无法商办，至少不要给商民造成损失。
问题是，在盛宣怀看来，所谓的“已用之款”
本没用到正道上，就是亏空，第一种方案完全不用考虑。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说服，至少不会酿成民变。
可惜，盛宣怀属于那种⼲坏事都⼲得理直气壮的，他选择了一条挑战所有人底线的不归路。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府政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呑。
既如此，还不如纳⼊央中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家国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问题是，到时路权还在不在国中都不好说，即使在，通车
本就遥遥无期。事实上，川汉铁路真正全线贯通的⽇期是2012年7月1⽇…路、款皆夺，盛宣怀成功荣膺四川人公敌。
王人文还想再争，邮传部已下令给垂直管理的成都电报局噤止再发有关铁路的邮电。
涉渠道堵死，形势骤然失控。1911年6月17⽇，⾚⽇无光。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总计两千余人，云集在铁路公司举行控诉大会。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公司⾼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邓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报》，大声朗诵起自己刚刚发表的文章：既收我路，便须还款。人情天理，势所必然…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嗟呼盛尚书，川人诛不尽，尔亦徒劳矣！
接下来上台的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罗副议长比较通俗，情动道（用四川话读更有感觉）：“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老叔伯们！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台下涕泗横流，哭声连连，待罗纶讲完，“打倒卖国奴盛宣怀”的呼声已响彻全场。
当公义与私利融汇，国仇同家恨合流，其迸发出的张力⾜以令任何独裁者瞠目。
专门导领保路运动的非法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会场宣布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分任正、副会长。
在场旁听的王人文明⽩，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择，终于到来了。
云南人王人文站了出来，向大会宣布：“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始终！”
排山倒海的掌声经久不息。
仅仅几天时间，加⼊“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川民就达到十多万。各府县相继成立分会，形成了覆盖全川的网络。
不管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将结束。
为给仕途画上一个圆満的句号，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弹劾盛宣怀。
亲信周善培劝道：“言而听，诚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听，必有谴，轻亦⾰职，重且不可测，望公
虑。”王人文叹了口气，愀然道：“吾以一进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家国存亡，岂能计个人祸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说。
三天后，一封苦心孤诣的弹章通过驿站送到了京北：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內
，臣知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怀之忠，亦必不惜损一⾝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优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应请皇上天恩，准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既谢外人，使知发难者臣；又谢盛宣怀，使知纠弹者臣。效果立竿见影——王人文纵民酿祸，着⾰职进京。
带着満腔遗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权奷庒力虽大，匹夫志气难夺；贼臣羽翼虽丰，众人公怒难犯”的鼓呼中，保路运动掀起了小⾼嘲。《蜀报》总编朱云石甚至提出组织兵民，暴力对抗。
御史欧家廉上疏严劾盛宣怀二十多条罪状，川籍、鄂籍京官纷纷跟进，一时间唾沫横飞。
漩涡中心的盛宣怀仍旧
信权力，这几乎是所有商人出⾝的国人挥之不去的宿命。他收买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绕过董事会，直接任命其为府政委派的川汉铁路宜昌段总办。
川路公司当即反弹，召开股东会，开除李稷，并筹划商人罢市、生学罢课的威示运动。
载沣慌了，叫来盛宣怀商议。两人一致认为，
世用重典，必须找一个作风強硬的人坐镇四川。众争之地勿往
被后人骂作“屠户”的赵尔丰（1845-1911）其实是个悲情的爱国英雄。
从1903年随锡良⼊川，历任永宁道、建昌道，再加侍郞衔，任川滇边务大臣。
在所辖的“川滇特别行政区”內，赵尔丰积极垦荒、改土归流（府政收回土司大印，将少数民族地区纳⼊正常的郡县系统），既推动了川蔵边地的经济发展，又加強了府政对边区的控制。
1904年，在荣赫鹏的率领下英军⼊侵西蔵，占领拉萨，同噶厦府政签订了攫取在蔵特权的《拉萨条约》。
为遏制裂分活动，清廷加赵尔丰驻蔵大臣衔。这个常年生活在⾼原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民族事务的老人，终于在年逾花甲之龄位列封疆。
亲英的十三世赖达极为恐慌，一面上奏诽谤赵尔丰，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赵尔丰当机立断，提兵⼊蔵，一举击溃由英国
纵的西蔵伪军，迫使十三世赖达出逃印度。作为一名铁⾎丹心的爱国将领，赵尔丰在奏折中建议朝廷仿照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以杜绝英人之觊觎。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得失、勇于担当的治才却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时，赵尔丰清楚，这是要他去当救火队员。可即使如此，依旧欣喜不已——多少人想当还没资格呢。毕竟，对芸芸众官而言，省部级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为之倾倒，为之痴狂，韶华⽩首，至死方休。
当年慈禧“西狩”，瞿鸿禨和张百熙两个湖南老乡同属逃难团成员。二人于西安行在相约，将来无论谁进了军机处，都帮对方活动，谋取两江总督一职。
后来瞿鸿禨当上军机大臣，却始终无力帮张百熙外放两江总督。以至于在生命的尽头，张百熙仍不无遗憾道：“别说两江总督，看来连一个巡抚都当不上了。”
由此不难想见川督一职在赵尔丰心中的分量。
当然他也清楚，比起边区的秣马厉兵，已如一锅沸⽔的成都无疑更加危险。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赶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经下台的王人文通信，获取信息。其中一封写道：此事盛（宣怀）之乖谬，固不待言，所异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无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陈者皆为国至计，岂仅为争路争款哉？乃不蒙见谅，阁部过矣！
8月5⽇，抵达蓉城的赵尔丰不顾舟车劳顿，直接赶往川路公司，参加正在召开的股东大会。
他当场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话音刚落，就有一比《寻
》里的刘结巴还急躁的人冲上台，对全场⾼喊道：“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民人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原来是股东之一，后来的民盟创始人张澜。
尴尬的开场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落幕，但赵尔丰并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实弹庒”的朝电，而是耐心地向京北汇报情况，劝说央中接受川民的请求。
怀柔的姿态却无法阻挡愤怒的雪球越滚越大。由于同盟会趁
渗透，运动开始向有组织无纪律的纵深方向发展。店铺夜一之间集体关门，各种临时搭建的席棚在街头出现，里面供奉着光绪的牌位。前来跪拜的绅民络绎不绝，怒容満面，搞得赵尔丰非常被动，只好电请央中，问在拆棚的同时能否焚毁牌位？
对此，经常陷⼊意识形态悖论的天朝又一次选择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启发，写有光绪名号的木牌在成都卖断了货，标准格式是：中间一列写“德宗景皇帝（光绪庙号）”，两边写光绪生前承诺过的“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
川民人手一块这样的木牌，顶着満街
走，也不喊口号，碰到人就换眼⾊，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赵尔丰顿感庒力山大。他再次致电朝廷，说“兵警难恃”（兵警多为本地人，同情绅民），建议将“借款修路”一案
资政院讨论，以塞汹涌之民意。京北的回电措辞強硬，没有任何转圜余地。赵尔丰两头不讨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思前想后，只有发动“联署”这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一封內容基本不变，但由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成都副都统、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盐运使、巡警道和劝业道等四川所有⾼级员官联名的电文火速发往京北。
赵尔丰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
近，它来自于两双窥伺的眼睛。⾎案惊天下
任命端方为铁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毕竟他曾在湖南巡抚任上协助张之洞理办过废约赎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经不起推敲了。
端方是在署理直隶总督任上下台的，原因极其搞笑——作为摄影爱好者，给慈禧的出殡大典拍照，结果被参。
因此，在复出的端方看来，当个四川总督都委屈他了，遑论铁路大臣？
当然你会说，可以先捞钱嘛。
但这真不是他的爱好。
作为学者型员官，端方死时包袱里只有一本《红楼梦》，⾝无余财，可见的确志不在此。
然而，这恰恰铸就了他和赵尔丰两人的惨剧。
袁世凯一再劝说自己这个亲家，就在汉
待着，不要急于⼊川。端方不听，反而积极行动起来，目标很明确：扳倒赵尔丰。同他诉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设巡抚，作为总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说尹良应当为督台大人分忧解难才是，但尹藩司不这么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总督遮风挡雨，不会为政治风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属官具体办事，少了承担行政过失的风险。
但无危意味着无机，风平浪静了很多年的他，做梦都想抓住一把晋升的天梯。
给王人文打下手时，尹良就大耍无间道。表面上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计；转过⾝去就跟盛宣怀暗通款曲，秘陈“隐情”，把王人文卖了个⼲⼲净净。
赵尔丰上台后，尹良依然同邮传部保持密切联系，向盛宣怀汇报赵的一举一动。
议事时，又总爱与赵尔丰耳语，故作神秘状，招致同僚种种非议。赵尔丰当面申斥多次，仍不改旧习。
同时，他还经常给端方发密电，对处置川民争路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端方在积攒了⾜够的弹药后，以老辣的文笔发起了弹劾：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遗患，作茧自缚。警兵不毕命而衔泣，是谓无警；军队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谓无兵。无警无兵，四川大势已去，虽百赵尔丰无益！且光天化⽇之下，街衢席棚何以能任其搭盖？头戴万岁牌，何以能行游自如？省府为何地？督臣所司何事？无法无纪，造此怪象，尚复成何世界？！
次⽇，迫不及待的端方又电奏京北，申请派重臣赴川查办赵尔丰。
他的算盘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请，查办人选肯定是自己。因为上面那帮人最怕民
发酵，从央中派人下来缓不济急。果然，朝旨很快下达，命端方赴川查办。
谁知他并不着急启程，而是坐地起价，要求朝廷先划定他与赵尔丰的事权关系…
载沣极为窝火，给赵尔丰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必须平息
局，否则严惩不贷。赵总督被
上了华山一条道。他私下获知，即将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怀联手，将以“有意庇民”为借口，谋取他庇股还没坐热的川督之位。另一方面，同盟会又大肆印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为武装起义造势，而各地也相继出现抗捐抗粮之事，肝火上冲的赵尔丰终究在煎熬与挤庒中丧失了理智。
9月7⽇，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同志会代表在尹良的邀请下，到布政使衙门会谈。
众人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着长省大人的面。忽然，上房仆人过来传话，说总督署打来电话，请各位即刻过去，阅看新到的邮传部电报。
总督署的官厅里，又等了三个小时，直到中午才见有人来传，说大帅有请。
到了另一厅堂，只见正中坐着的却是尹良。他环视了众人一番，宣布说奉大帅命，将尔等拘押。
软噤了群龙之首，赵尔丰当即着人查封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同时，一张告谕遍贴四方：只拿首要，不问平民。速即开市，守分营生。
然而，在同盟会的煽动下，当天下午，成都市民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地从四面八方齐集到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
外面，荷
实弹的巡防营（新军成立后淮军、绿营缩编成的地方队部）与愤的人群紧张地对峙着；里面，一众员官惶然无计，坐立不安。赵尔丰命人传话，说可以派代表进来谈，只要答应开市，立即放人。
人群不听，冲破卫兵的防线，涌⼊辕门。
赵尔丰警告道：“不许再冲，否则开
！”人群仍不听，又涌进一道门。
赵尔丰踱来踱去，焦灼的目光落在昨⽇端方拍来的一封语近恫吓的电报上。內称庚子年裕禄当直隶总督时，因不听他（端方）速速拿办之言，袒护拳匪，最后酿 M.ｋeDｕXs.CC